上一版 下一版 第479期:第04版:锦绣天地

我在东华教了42年的马列■董孟华



  我1933年4月出生在四川合江,1948年在家乡初中毕业后来到重庆,考上树人中学。我们家乡和重庆的文化教育差别很大,重庆的英文课都是用英文上的。我压力很大,就经常开夜车,在路灯下学习。再加上营养跟不上,结果病倒了。休学一年后我继续我的学业,1949年夏考上了当时重庆最好的中学———南开中学。
  1952年,在即将开展全面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背景下,我参加为期3个月的西南财政训练班。适逢全国高校院系调整,我参加的干部训练班并入位于沙坪坝的西南革命大学,课程中加上了财经、统计等业务课。1953年,干训班又并入位于成都的四川财经学院(现西南财经大学)。1954年,我在大学入党,同年底大学毕业。临近毕业时,系主任找我谈话,他说:“现在全国高校政治理论教师奇缺。国民党不可能为我们培养出马列主义教师。因此,要从应届毕业生中抽调一批同学改行,以满足国家的需要。你是党员,应带头服从国家分配。”我当即表示:“坚决服从国家分配,决心一切从头学起,争取早日成为一名合格的马列主义教师。”这一届毕业生有300多人,改行做马列主义教师的有40几个人,我被分配到华东纺织工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。上海曾是冒险家的乐园,资本主义的影子还在。听说我被分配到上海,当时也怀疑自己是否能抵挡住它的‘诱惑’。
  当时有个不成文的规定,刚毕业的大学生要经过三年的助教工作锻炼,才能系统地讲授某门课程;然而教研室主任只给我半年时间准备。在这半年时间里,我跟随老教师学习教学经验和写作技巧,不断修改讲稿,选读部分西方哲学经典。过去我喜欢读历史、文学这类比较形象的书,当时一下子要转到抽象思维上来,一时很不适应,读了三遍黑格尔的《小逻辑》,字面上都没搞懂什么意思。后来没办法,咬着牙,开夜车,累了就用冷水洗把脸,或者是泡一杯很浓的茶,这样挺过来了。到1955年秋季正式开学,我就上哲学这门课了。
  第一堂课,下面坐着100多位学生,我忐忑不安地讲完课,学生们报以热烈的掌声。我知道并非我讲得有多么好,而是学生对青年教师的鼓励。自此我踏上了跟学生“亦师亦友”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道路,不曾换过学校,坚持了42年。
  此后不久,复旦大学开办马列主义研究班,由苏联专家和国内的哲学专家授课,我被派去学习。系主任胡曲园上课很有特点,他什么都不带,背着手闭着眼睛在那里讲,在台上走来走去,知识都烂熟于胸。在那里受到的教育,其实对我来说是ABC的一个启蒙。在研究班上,我结识了我的先生、来自福建师范学院(现福建师范大学)的同行许福闳,1957年研究班毕业,次年我们登记结婚,相伴至今。
  “文革”中,作为年轻的骨干教师,我被戴上了“修正主义苗子”的帽子,1969年下放劳动,三年后才回到学校。
  “文革”后的“拨乱反正”过程中,许多尖锐的问题被提出来,要求从理论上作出回答。我一边去工厂、农村调查研究,一边泡在图书馆里吸收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。毋庸讳言,这一段时间是我在学术上丰收的季节,20世纪八十年代取得的成果,超过了以往将近30年的总和。
  1979年,我进入上海市高校编写组,参与编写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》教科书;1987年,发表《教学科研一体化是政治理论课改革的重要途径》,引起很大反响;1990年发表《真理的确定性是坚定性与自信心的基石》,来回应“怀疑一切”“历史虚无主义”思潮;1992年,主编《回想———当代青年对社会主义的追求与思考》,概括青年在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心路历程。
  (作者系东华大学原社会科学部主任,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研究“终身荣誉奖”获得者。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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